最近，苏丹国内形势恶化，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、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紧急驶赴苏丹，执行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务。

(资料图)

截至目前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，24日到达集合点的中国公民及外籍家属全部撤离成功，已有1300多名中国公民安全转移。

这次干净利索的撤侨行动，有很多感人瞬间，无论是抱着孩子的海军小姐姐，在码头喜极而泣的大姐，还是粘着国旗护送同胞的大巴，这一次，大家再一次都为祖国感到了由衷的骄傲。

不管怎么说，只要人平安，一切都好。但是，咱们的人是走了，可中方企业留在苏丹的那些资产可咋办呢？

一、撤侨之后会发生什么？

就拿十二年前那场利比亚撤侨来说吧。

2011年1月，利比亚内战全面爆发，局势很快就蔓延全国，利比亚的中国工厂遭到暴徒袭击，中资企业被迫全部停产。

当时在利比亚的中国工人大约有三万，而且大都分散在利比亚的各个地方，在中国启动一级响应决定全部撤侨后，空军的4架伊尔-76和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徐州舰抵达利比亚撤侨。

在不懈的努力下，在利的35860名中国公民全部成功撤离，还顺道帮忙撤离了2100名外籍人士。

这次撤侨行动，全面展现了我国的军事、经济、外交实力，创造了全世界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。人确实是安全回来了，但中国企业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据商务部统计，中国在利比亚在建大型项目共计50个，涉及75家企业，合同总金额达188亿美元。

除了这些与政府的投资项目之外，中国公民在利比亚的投资也超过30亿美元，内战爆发后，这些工程项目就已经全部暂停，而撤侨后，中资企业更是只能停滞甚至放弃。

中国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固定资产了，与西方国家在当地提供服务的轻资产模式不同，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利搞的都是工程承包，备有大量的工程机械、场地设施和办公楼宇，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。

打仗的时候，炮弹可不长眼，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蓄意破坏，中国人撤出之后，必然会有大量的固定资产损失，但是这些肉眼可见的损失跟后面比起来，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据国资委统计，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领域，在这个领域的损失特点就是“干得越多，损失越大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因为按照惯例来讲，项目合同资金的支付方式主要是按照工程进度再加上15%预付款来的，这个工程预付款就是，甲方会在工程开工前，按当年预计完成工程量造价总额的一定比例，预先支付承包方的工程材料款，其主要用于购买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设备。

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就是，虽然企业可以获得部分预付款，但预付款一般逐月按工程进度从工程进度付款中扣还，而且甲方支付进度款还要有2-3个月的审核期，结果等企业能拿到该得的钱就得到3个月甚至半年后了。

而按照惯例，在利比亚实施的工程项目，都是中方企业先垫资，这样的话一旦工程因不可控因素停止，在建项目完成度越高，工程承包商损失就越大，反之，要是施工进度小于预付款支付比例，没准就能平一下账。

据了解，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合同大部分已开工，像当时在利比亚施工进度最快的三家中国企业——宏福建工、北京建工和中国建筑，损失就不少。

宏福建工为例，其撤离利比亚时完成工程总量的36%，利比亚方面已支付了15%预付款和15%的进度款，总额约10亿元，有6.6亿元应收账款未收回。

中国建筑当时在建的主要是利比亚政府的国民住宅项目，大概有2万套，工期40个月，累计合同额差不多30亿美元，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50%。

这部分的损失是不可抗拒力造成的，而下面还有更恶心的人为因素。

2011年3月25日，中国人刚撤出没多久，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已向中国的葛洲坝集团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、宏福建工等公司针对预付款保函进行索赔，要求五天之内必须给银行方面答复。

这个预付款保函就是承包商通过银行，向业主开具的按规定偿还业主预付款的担保书。按规定，只有中方承包商既没能履行合同，又不愿退还业主已支付的预付款时，银行才会把预付款退还给业主，并向承包商索赔预付款的本金和利息。

可问题是那个时候预付款保函还有半年才到期，这种银行提前索赔的现象纯属恶意索赔，简直就是恶人先告状！

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向宏福建工索赔额约4亿元，对葛洲坝集团索赔的更多，而撒哈拉银行提出的要求堪称流氓：要么中方企业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，要么把预付款保函期限延至2012年12月31日。

这对于中方来说纯粹就是伸头一刀、缩头一刀，选择赔偿的话，损失更大，保函延期的话，又要增加一年的风险和保函成本，而且即使银行停止索赔，中国企业的信用评级也要被下调。

这么一折腾，等于说此前利方预付的工程款，很有可能也要被他们给要回去，甚至可能还要变本加厉，你就说恶不恶心？

而且当时在利比亚搞基建的时候，由于当地建筑材料缺乏，中国企业搞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大多从国内采购，项目中断后，很多企业无法按期给原材料商支付货款，再加上很多工程采用的是分包模式，后续就导致了一系列三角债问题。

还有3万多名撤回的人员安置费、人工费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问题，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大难题。

像当时因积极协助撤侨上了新闻联播，并受到外交部表彰的世纪华丰，本来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、中国建筑综合实力百强企业。

早在2007年，世纪华丰就进驻利比亚房地产市场，并在当年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了EPC合同协议，开发建设占地面积6000亩的5000套民居和基础设施，合同造价33.54亿元。

当时，世纪华丰旗下的核心企业，华丰建设聘请了民族证券作为辅导机构，正在进入上市辅导期，并明确希望“力争2011年底成功上市”。

但在2011年受利比亚局势影响，世纪华丰不得不撤回在利比亚项目的所有员工，本来好多主体工程很快就要竣工了，结果因为局势变化太快，人不得不撤，很多工程设备和原材料都来不及取，结果损失惨重。

因在利比亚投资无法收回，世纪华丰被国内银行系统列为“风险警示”行列，各家银行对其的贷款窗口几乎都关闭。

加上企业自身摊子铺得过大、管理存在漏洞，导致经营一度陷入困境，本来2011年如果没有停贷还能缓过来，结果这么一折腾，资金链断了。

像旗下的华丰置业，在建项目不是停建就是缓建，不少项目出现亏损，后来只能面临破产重组，最终成了死在沙滩上的“前浪”。

二、中国的海外资产到底如何保护

跟利比亚差不多，中国在苏丹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石油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。

自1995年以来，中国一直在苏丹开展石油、天然气和其他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和贸易合作，中国帮助苏丹建成的一体化石油工业体系，一度使苏丹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，盈余出口，中国投资占了苏丹外来石油投资的75%。

据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11年南苏丹独立前，中国就累计向苏丹投资超过200亿美元，用于建设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、交通等领域的项目。

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，由于战乱频发导致的停工、延期等，都会增加项目成本，因此中国对苏丹的直接投资，特别是投资额较大的石油项目一直在日渐减少，而在苏丹的中国公民也从最多的3万多人下降到了今年的1500多人。

不过，从投资存量来看，2020年底的时候，中国在苏丹的直接投资存量有11.2亿美元，虽然照2011年的15.2亿美元少了不少，但总体来看，中国在苏丹的投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。

而且近些年，中国和苏丹在石油、基础设施、农业和采矿领域的合作还在继续，像中国援建的屠宰厂项目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项目、机车订购合同等。

这次从苏丹撤侨，中方企业必然还会面临巨大损失，那么到底有没有挽回损失和救济权利的办法呢？

答案是有的。

就目前情况来看，能对海外中国企业进行保护的主要途径有两个，一个是通过国际贸易的保护措施，另一个是通过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方法。

我们知道，无论是货物交易还是劳务输出，国际贸易都以合同为前提，一般情况下，有问题可以根据合同法索取赔偿，但是各国合同法都普遍存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例外规则。

像战争这类无法预料的、无法抗拒的、无法避免的外部力量，就是不可抗力，也就是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故，完全超越了当初履行合同的客观条件。

这样一来，中国企业在这种例外情况下，最多只能不再继续履行合同，而没办法主张要求对方给予赔偿损失。

虽说投保也能够对冲战争风险，像在利比亚撤侨后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就分别向葛洲坝集团、中国建材支付了赔款1.62亿元、4815万元。

但这保险企业也是中国国有企业，那就相当于钱从左手倒右手，损失只是转嫁，并没有消失，而中国企业一般找的都还是中国的保险公司，所以说这个途径并不怎么好走。

而且，中国在苏丹搞得基本上都还是基础建设工程，无论是谁上台，这些项目都得搞，所以，中资企业往往都选择的是继续履行合同，而不是要求依据合同赔偿。

由于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承包工程，大多采取的都是合资的形式，独资项目比较少。所以，解决纠纷的途径往往是协调、调解和遵从国际约定。

这个时候，就需要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出面了，这类条约当事国一般会相互承诺保证拥有对方国家的公司，能够得到最惠国待遇、国民待遇等一系列权利，以及明确解决争端的机制。

只有在双边机制下，当风险发生时，才能要求东道国对损失进行补偿，而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企业支付了赔偿金之后，则可以代替企业向东道国主张赔偿，这就是美国和日本早已玩得滚瓜烂熟的双边“代位求偿”制度。

所以说，这个双边协议就是现阶段解决中国企业海外纠纷最重要的法律武器，像此前中国与突尼斯、埃及在解决海外投资纠纷时，就很大程度上利用双边协定，保护了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利益，而由于跟利比亚没有签署投资双边协议，所以中国企业的损失就只能基于外交保护原则来解决了。

好在中国2010年就跟苏丹签订了《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》，里面已经对中方企业的投资如何保护做出了详尽规定，所以后面只要苏丹执政政府承认，那么中国企业就可以声索赔偿。

当然了，上面这些都是软手段，在撤侨和武装干涉之间其实也有一些相对硬一些的手段。

比如说，中国派遣非武装的安全顾问或私人保安公司，为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提供保护，这也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比较常见的保护模式。

中国也可以跟当地政府或控制区域内的武装力量建立合作，通过情报共享、人员培训和武器装备援助等方式，就能在不直接武装干涉的情况下，确保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安全，维护海外利益。

还有就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，中国也可以采取有限度的武装行动来保护中国公民和企业，比如派遣特种部队营救人质或保卫关键基础设施，这种局部武装保护效果绝对立竿见影，但是必须得控制在一定规模和范围内，不能引发全面武装干涉的负面影响。

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也必然会使保护中国海外公民和企业更加复杂。

在经历过这次的苏丹危机后，也许我们更应该意识到，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许这条路会很漫长，但这也是中国展示实力和承担责任的必经之路。

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！